不知何故，對梵高(Vincent van Gogh)的畫作乃至其人多有共鳴。這位教人既愛且恨、命途多舜的天才，自忖想寫點甚麼，但深知功力不足，一直難以下筆。
他並非善於鍾情、朝秦暮楚的薄倖男子，而是多愁善感的性情中人；一旦對某些事情感到興趣，甚至喜歡一個人，就會傾注心力沉迷其中，遭逢拒絕則難以承受，迎來心靈崩潰。也許其內心深處潛藏著某股不穩敏感的氣質，埋下終其一生迴繞不幸的種子。
過去斷斷續續記下一些，後來在2016年遊阿姆斯特丹的「朝聖之旅」，有幸一睹許多梵高真蹟，順道略談一下其生平中的一鱗半爪好了。
信仰與熱情
1873年，梵高就職於藝術商古皮爾(Goupil & Cie)位於倫敦近郊的分店，成為其人生轉捩點。其時他生計無憂，頗有前程，盡情享受田園牧歌的新生，同時難以自拔地愛上房東的女兒尤珍妮(Eugénie Loyer)，卻遇上破天荒的重挫：熱情求婚換來斷然拒絕，更旋即與另一房客訂婚。
1875年5月，梵高改往巴黎分店任職，然而遭受近乎致命的失戀打擊後，其個性早已迥異於昔日。美好憧憬破滅，本來俊秀開朗的他變得躁動與沮喪，逐漸對工作漠不關心，跟同事亦難再和睦共處，甚至建議顧客切勿購買毫無藝術價值的作品，故沒多久便遭解僱。
翌年他返回英國，到東南沿岸藍斯基(Ramsgate)和離倫敦不遠的艾素若(Isleworth)的學校任教，並轉向尋求宗教慰藉。悲天憫人的他，目睹倫敦市內陰暗處聚集許多悲慘窮困的人，在博愛精神的薰陶下，格外吸引他的關注。
1877年，他返回荷蘭，在多特力(Dordrecht)一家書商擔任事務員，半年後移居阿姆斯特丹，於教會研讀神學課程。可是始終無法適應教會的嚴格限制，過度用功亦使他陷入神經衰弱，翌年7月遂放棄學習，返回雙親家中小住。爾後他又前往鄰近布魯塞爾(Brussels)一所新教傳教士學校修習，並在比利時最貧困艱苦的博里納日(Borinage)礦場任職非正式的傳道士。他全心全意投入宣教事工，甚至將衣物都拿來濟助窮苦的居民，自己則過著幾近身無長物的苦行僧生活。他深信其信仰方面言行一致，負責指導的修士卻視他為狂熱份子，一年後遭革除職務。
他在當地又居住了一年，從繪畫中逐漸獲得安慰與信心 － 他在孩提時已稍有顯露才情。直至1880年夏天，27歲的梵高終於下定決心，要成為一位畫家。
雖然他曾接受短暫的繪畫訓練，但大體上仍算自學成材，不僅努力閱讀古皮爾出版的藝術相關書籍，且不斷嘗試作畫。起初，他集中全力臨摹其他畫家作品，以及留下無數素描，直至1881年末，他參與寫實派畫家安東莫夫(Anton Mauve)的課程後完成第一幅油畫，一切才有所改變。
夢想幻滅
正當他致力摸索繪畫技巧之際，同時展開一段單戀，對象是寡居的表姊琪薇絲(Kee Vos-Stricker)；被拒絕的苦痛，再度折磨他。1881年耶誕，梵高和父親口角不斷，部份原因為兒子對寡婦的迷戀。最後受不住內外交煎的他，搬離在艾登(Etten)鄉郊的父母家，孤身遠赴海牙(Den Haag)。
他在當地邂逅了克拉仙娜(Clasina Maria Hoornik, a.k.a. Sien)，一位貧窮的女裁縫，兼營色情行業。兩人同居了一年，其間他還因為感染性病住院接受治療。之後他興起拯救煙花女子的想法，渴望協助貧困及受到壓迫的社會底層，並打算和絲安結婚，因家族強烈反對而作罷。但其弟西奧(Theo van Gogh)自始至終都支持兄長，無論在經濟援助或信件鼓勵，從未間斷。
1883年底，梵高終返家與雙親共同生活，其時舉家已遷至小鎮紐能(Nuenen)。其後兩年他大多數時間與家人同住。這段時期他對創作愈發自信，《食薯者》(The Potato Eaters)正是早期重要作品中的表表者。透過沉重的勾摹，晦暗的色調，呈現小農家庭的壓抑與無奈 － 馬鈴薯正是這群貧農僅能裹腹的食糧。畫中人物土氣粗拙，脫離上流社會幻想愉悅的「知足者貧亦樂」景象，忠實反映日夕念茲在茲的升斗小民苦況。
但除此以外，空有一腔濟世之念的他，對社會充斥的困乏有心無力。
不期然想到新型社運，進步青年透過「農業抗爭」反思發展主義、提供另一種生活可能、擴闊城市及公共空間想像之類，近如BLM運動其間也出現過的社區田園(Community Garden)。
無意探討太多理論層面、社經結構分析，僅就對鄉郊生活的嚮往與感動，當瞭解梵高如何看待農民，農民又如何反饋梵高，大致多了一份感悟。
在城市，梵高覺得一切人與事都格格不入，最初接觸田園，見到窮苦的人，感受到他們的勤懇真誠，真實地活著，那種「復得返自然」的感覺解放了他的身心。所以他透過畫作描繪、歌頌他們，甚至身體力行向他們傳道，嘗試拯救箇中一二。
但無論農民也好，礦工也罷，對他的「人道關懷」根本不予理會。祇要不妨礙下田、挖礦，你要盡情繪畫就由得你，更不關心別人如何看待他們。他們沉默苦幹，低頭做好眼前的事，祇關心自己的生存。
坦白說，外部觀察者眼中的農民在「生活」，但對他們來說，這不過是「掙扎求存」罷了，類近BBC《Famous, Rich and Homeless》、RTHK《窮富翁大作戰》式的「體驗貧窮」。不過外人的「體驗」，本質卻是別人每天不得不過的勞苦生活，並無特別值得頌揚嚮往之處。
將事情浪漫化，從來沒有使其境況變好，僅令旁觀者心境覺得好過一點。這與18世紀工業革命前後在德國開展的浪漫主義(Romanticism)，其精神上的「善感性」(Sensibility)，原理相通。
梵高之不幸，也連帶沾染了浪漫主義的不良風氣，祇是他未如後世那群中產子弟一般離地而已。
「善感的人看見一個困窘的小農家庭會動心落淚﹐可是對精心擘劃的改善小農階級生活狀況的方案倒很冷淡。
……盧梭講求已經存在的善感性崇拜﹐使它有了一個要不然就不會具有的幅度和范圍。他是個民主主義者﹐不但按他的學說來講是﹐按他的趣味來講也是。他一生在長時期中是一個四處漂泊的窮漢﹐接受一些論窮困程度不過稍亞於他的人的好意照顧。他在行動上常常用糟到家的忘恩負義來回報這種關懷﹐但是在情感上﹐他的反應卻是最熱忱的善感性崇拜者所能想望的一切。他因為有流浪人的好尚﹐覺得巴黎社交界的種種拘束讓人厭膩。……
浪漫主義者不追求和平與安靜﹐但求有朝氣而熱情的個人生活。」
羅素《西方哲學史》(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y Bertrand Russell, 1945)
悲劇的結尾
往後他在巴黎短暫擺脫了憂鬱與孤僻，結交不少日後著名的畫家，顯露其熱情友善的一面。
在那段短暫的快樂日子，他為唐基(Julien Tanguy)畫了肖像 — 這位經營顏料及藝術商的老先生既和氣又大方，對年輕藝術家尤其慷慨，既同意窮畫家賒欠顏料錢，也可以用畫作抵償，深得這群藝壇的初生之犢喜愛。
傳世的三幅肖像，其中就包括以下的《唐基老爹》。從結構、人物姿勢或筆觸，老爹身子緊繃不自在又帶著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，看來既笨拙又可愛，可謂之「雅拙」。用色明亮多彩，背景盡是仕女、景物的日本浮世繪，也可窺探其時梵高寬暢的心境與志趣。
可惜後來與高更(Paul Gauguin)由相知淪為衝突，梵高終於走上身心崩壞的毀滅之路，誠為可哀。
觀畫後的一點奇想，有一刻真的認為梵高不止是欣賞，已差不多接近單戀高更的HEHE，誠邀他到小黃屋前後的畫作(椅子、房間與向日葵，刻意沿用高更的黃色)與種種故事，就有不少。不過高更看來沒有接受，算是頗有腐味的幻想(大誤)。
情路坎坷以外，除了他的兄弟西奧及其他畫家朋友知道他的藝術才華，生前無人問津，試圖開山立派，也吃盡閉門羹。無論如何，對梵高的悲愴人生，又多了幾分認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