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士憂國，眼看近年世變之鉅，哀時卻無以言說。
昔日臺灣朋友謂「相較過往臺灣崎嶇經歷，現時香港是在追落後」，深以為然；同時也善意提醒，兩地受壓迫情節局部相彷，脈絡畢竟不盡相同。
但彼此共通之處，在於有犧牲，方有悲情。
對岸的犧牲，有眼淚，有鮮血，有酷刑牢獄，有生離死別，有可疑的失蹤與死亡，有流亡至死不踏故土。一切在功利政客與「茶餐廳論政」的鍵戰或塘邊鶴眼中，這是「從政資本」，是「人血饅頭」。然而凡此種種，都是一路走來為自由民主奮鬥的軌跡，其中苦痛，不足為外人道。
如今香港，似乎無可避免踏上這條不歸路。
顛沛流離
回顧民主及獨立運動史，尤其流亡海外如何持續的經過，相比起香港社運界較為知名(但不算熟悉)的革命家史明，更適合介紹的，是學者出身的彭明敏與王育德 — 他們走的是港人較受落的溫和進路，但其時知識份子、社會菁英，祇要心存異見，不是遭極權下獄、秘密處死，就得逃亡海外。
彭明敏算是半步踏進體制內的菁英學者，未屆不惑之年已晉身國科會、聯大代表顧問，其後更當選「十大傑青」，可謂前途無量。但他不甘為政權所用，更因憂慮國家前途、否定國民黨治臺合法性、確立主體意識而為學生謝聰敏、魏廷朝定稿《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》(1964)，師生三人終被警總下獄、軍法審訊，一夕之間，從黨國意圖吸納的明日之星墮進萬丈深谷。
美國參照外交情資，判斷三人很可能依據《懲治叛亂條例》遭判處死刑，故美方不斷向蔣政權施壓，1965年被軍事法庭判處8年徒刑，後更由總統蔣中正特赦。但釋放不等同自由，不僅安排特務監視跟蹤，形同軟禁，案件由警總交到調查局，更時刻謀算再拘捕入獄甚至安排「意外身故」。
無法返回臺大執教，黨國不時派遣說客利誘變節投誠，不願向特務政權妥協的他，身心痛苦不堪。迫不得已之下，彭明敏得友好及外國組織協助掩護，喬裝並使用變造護照登機前往瑞典，後來輾轉抵達美國，積極參與臺灣相關的公共事務，更創立臺灣人公共事務會(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, FAPA)，惠澤至今。
去國前後，他飽受禍及家人、連累戰友的內心煎熬。事前，他僅留下幾封遺囑預備失風被捕或身故之時，由友好拆閱，道歉並希望他們諒解並支持其決定；從計畫到臨行之際，他根本不敢告知家人，連一句「何時再見？」也祇能心裏默念，因為知情而未有及時舉報者，會被視同共犯遭受連坐嚴罰。
果不其然，國民黨特務發現他逃亡，立刻拘留其家人親友疲勞審訊，但他們都沒有屈服，反而表現堅強、鎮定，並欣賞他將冒險逃亡付諸實行的無比勇氣。
從1970年1月離開，到1992年11月解嚴並撤銷通緝令後返國，他流亡將近23年。
相比起意外涉足政治的彭明敏，王育德本屬與政治無緣的純粹學人，專注研究語言、詩辭與戲劇的文人雅士，向來與世無爭。
一切緣起於二二八慘案其間，其兄長王育霖前檢察官被軍警拘捕且「正法」，遺體不知所終。有傳他過去查辦奶粉吞沒案得罪新竹市長郭紹宗後遭公報私仇，也有說他因積極籌備司法改革成了政權眼中釘，但無論如何，這位臺籍菁英淪為國民黨鐵蹄下的犧牲者。
既因兄長不明不白冤死憤憤不平，同時察覺到危險的王育德，無奈安排逃往國外，打算稍避鋒頭再回來。因為直接前往日本等同向政權宣告有逃亡之虞，故此先取道香港再逃到日本。根據英治港府與民國政府協議，祇要有中華民國身份即可自由出入香港，申請出入境許可證24小時內會批准。
「不過我心裏不平，我沒做甚麼事，卻不得不擱下心愛的妻子與女兒，離開出生的故鄉……。所謂『乞食趕廟公』(Khit-tsia̍h kuánn biō-kong)，就是這麼一回事罷。」
—《王育德自傳：出世至二二八後脫出臺灣》
其時他還樂觀認定以國內境況之壞：內在貪瀆成風、經濟崩坍、天災人禍、民心離散，外有美國斷絕支援，國民黨政權也許撐不過一年，於是就準備了一年的生活費及機票，踏上海外之旅：乘飛機到香港，再撘乘英國貨航偷渡至日本。
可惜，他萬萬沒有想到，自25歲別過臺灣以後，終其一生再無返回心愛故土的機會，以61歲之齡客死東京。
「學校開始放假的第一天，我撘上飛機直赴香港。我一點都不知道，竟再也沒機會踏上臺灣的土地……。
那天是1949年7月4日。是一個晴空萬里無雲的寂靜夏日午後。」
就在1960年，流亡十年的王育德創立臺灣青年社、出版《臺灣青年》日文版，矢志以推翻國民黨政權、推動臺灣獨立建國為己任。他畢生為斯國斯民奉獻心力，透過出版刊物、歷史及臺語研究為臺灣意識播種，儘管身在海外，意志反而更為堅定。
無獨有偶，彭明敏《自由的滋味》(原著英文)以及王育德嘔心瀝血的通史《臺灣：苦悶的歷史》(原著日文)都在臺灣戒嚴時期被列為禁書，但在坊間仍有人秘密偷印及粗略翻譯，成為國內有志之士互相傳閱的啟蒙讀物。
「流亡」？「移民」？
也許有人認為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，介懷「流亡」抑或「移民」之名目。
不過人在海外，並非原罪，要看的是動機、後續言行作為，以及最終結果。
例如說，用猶太人或過往流亡的臺灣人，與大量離散海外的港人比照，仍是欠妥。主因是，普遍港人欠缺「錫安主義」般對故土的執著，想念雲吞麵、叉燒飯與保家守土之間，差距不啻霄壤。絕大多數移民，就是走人了事，極其量稍為回顧關心香港狀況，除此以外，不願或無力做更多的事。
是以，切勿濫用「Asgard is not a place」誤人自誤，也不要過份修飾移民(有別於迫不得已流亡異國的政治犯)是一種抗爭延續，在海外裝作人格高尚，偶爾回頭指點江山 — 付出極少卻放大「成就貢獻」，自詡積極參與支援境內抗爭，身處海外仍四出奔走呼號籌款救國的志士仁人。
因為古往今來爭取自由民主途上，從不存在「小往大來」(Slacktivism，或曰懶人行動主義)得以成功之例。
臺語有云：「日頭赤焱焱，隨人顧性命」，也不能過度苛責他們 — 逃逸是基於恐懼，優先考慮身家性命，人之常情。民主自由之奮鬥，興許不值得他們犧牲個人自由甚至生命換取。價值權衡並不可耻，誠實面對就可。
至於申請政治庇護，他們並非遊埠渡假，更非經濟移民。除了一定限度的人道物資，也就是的衣與食以外，基本上一切自理。因為福利造成負擔，有些國家的政府難民營更會安排難民充當義工，消減社會反感。
即使你備有一定資財，在未有工作簽證或許可前也祇能坐食山空，在無海外政界人脈之下一切要從零開始建立，除非得到外力周濟，但如斯幸福兒也是寥寥可數。
有為青年被迫離鄉別井，淪為別國眼中零貢獻的「米蟲」，消耗福利，誰會高興起來呢？在難民營坐困愁城，喪失自由，每天無所事事，不知何時獲批難民資格，患得患失、如坐針氈的日子，到底有多難過，你們不曉得。
斥責流亡者棄保潛逃不負責任，他們忍受；
斥責流亡者棄甲曳兵背叛戰友，他們忍受；
斥責流亡者明哲保身放棄理想，他們忍受；
往後他們或可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，靜靜過日子。但假若他朝能抵受各種質疑與白眼，堅持做正確的事，迴向關注香港人權、民主與自由，參與各項聲援甚至建立組織網絡，從事實際的政治遊說、海外拯救及支援，讓溫和抗爭者派借以為鑒，今日別去，將成爾後彼此的助力。
民主路上，從論述爭戰、抗爭現場到後方支持，他們肉身離開了，卻散落四周。
流亡以外
流亡海外的臺灣人，有的貢獻論述，有的建樹文化，有的在政治路上身體力行，恰如上述諸位先覺前輩。迄今臺灣社會走到和平問政、團結社會多數的境地，既是過程，更是結果 － 那些結果，並非純粹安逸在外周遊列國交遊廣闊得來，而是海外竭力聲援結合境內民眾全身投入激烈抵抗，用無數同志的血淚犧牲換來。
回頭看香港，前有本土派、獨派以及自決派諸子思潮激蘯，後有行動自主的抗爭義士，愈來愈多人從溫吞且經營多年毫無寸進的泛民中叛逆而走，別樹一幟，已注定將來特立獨行的路。時至今天，從「反送中」到《國安法》一錘定音，議會之途終告斷送，大概是爭自主爭獨立之必然 － 國民黨治下省參議會的選舉黑暗，不也如此？黨外運動初期有成員因褫奪公權而無法參選，不也如此？
是以，有心的港人除了寄望負笈海外的青年學子、出走他方的政治人物，關注被捕的知名人士及政治領袖、於深圳羈押待審的12港人以外，同樣地，在鎂光燈照不到的黑暗之處，尚有許多被捕候審、待判的無名義士，以及仍在冠蓋雲集以外默默為理想奮鬥的人。也包括更多有心無力，卻沒有去或留的選擇餘地的人。
每逢相識之人受苦，我們憤怒，我們惋惜，同時也要捫心自問，當前你我所做的是否足以心安理得，扣問自己有否克盡己力，集結可資團結的力量，在滿目瘡痍的戰場捍衛方寸之地，致令上述每位因爭取民主與自由而承受痛苦、付出重大代價的人，他們的犧牲不至於化為烏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