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Sovereign is who decides on the state of emergency.”
— Carl Schmitt, Political Theology — Four Chapters on the Doctrine of Sovereignty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心急如焚的林鄭月娥終於按捺不住，由行政會議於週五(10月4日)召開特別會議，引用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制訂《禁止蒙面規則》，及後更就立法以記者會向公眾大派定心丸，宣情「危害公安」符合法理依據，旨在「停止暴力、恢復秩序」而非宣布本港進入緊急狀態；復於10月16日立法會復會後提交議案，以先訂立、後審議形式釐定「附屬法例」。
這條比《公安條例》、《社團條例》殘苛百倍的殖民地惡法，對上一次使用已是1967年英治港府援例以平亂，以防中共把文革擴散至香港。
此例的「好處」，在於立法權柄、取消法令、制訂罰則，均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操作，無須通過立法會，基於行會並無決策權，故主宰立法者即為特首本身。一旦立法授權執法單位及相關行政部門後，他們自可便宜行事，立法會自始至終無從置喙。
記性好的讀者，也許對林鄭月娥的「兩個不等於」有印象。2018年《施政報告》內有關《基本法》第23條的篇幅如是闡述：「……這並不等於我們對違反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，試圖分裂國家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若無睹，不等於可用來處理若干應禁止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祇能『備而不用』」。
林鄭所謂提呈立法會，除了哄騙泛民議員早日復會，以便宣讀年度《施政報告》以外，也為著解除《緊急條例》後，將《禁蒙面法》成為定例。如此方便的法例，往後大可依樣賦權，號令遵行，保證絕對不會「備而不用」。
由於憲政意義上的「緊急狀態」，必須行使《基本法》第18條，由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緊急狀態令。為規避引發干預、破壞「一國兩制」之嫌，北京一直期望特區政府藉由「自行立法」處理，故屬意引用這條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殖民地惡法，行事參照保安局「緊急應變系統」機密的內部保安事故指引，再由特首架空立法會推行法令。
當然，中共間接以親中議員發號施令，政治操作上在表面未有干預的情況下行使干預。好處是北京既有干預之實，也無需直接承擔政治後果，甚至可在林鄭團隊「止暴制亂」失敗後，名正言順由派遣赴港的武警接手鎮壓。
高等法院更是兩度拒頒針對《禁蒙面法》的臨時禁制令(一、二)，僅批准排期至10月末的司法覆核申請，勝訴機會甚微。所以，在中共眼裏的傀儡特首林鄭月娥，並未如吳靄儀抨擊般「違憲越權」，反而在得到法院間接背書之下，兼顧中國彰顯在港主權、同時無損「一國兩制」的狡滑做法。
拆解黨國維穩思路
若以極權主義模式審視，政治宣傳(Propaganda)是心理戰不可或缺的一環，但直接的國家恐怖手段更能讓群眾臣服。政權一方面以宣傳弱化異見份子的反對意志，同時則藉強力鎮壓消滅反抗勢力，遂成為維穩的兩手基礎策略。
極權主義區分敵我之標準，往往通過意識形態而非實質行為，且隨時空背景轉變而不斷置換敵人，以防「敵人」消逝後政體無法持續。如希特拉由敵視猶太人轉向波蘭人，甚至可能轉換成敵視部份德國人；俄國也從反貴族到反波蘭裔俄國人，到反韃靼人，再轉而反猶太人。
另外，極權主義也認定內部威脅比外部壓力更加危及政權，故此對內鎮壓需求更甚於抵抗外部侵略。若沿此思路分析中國，基於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武力威脅甚低，促使其體制更迭的壓力亦不如想像中高，致使內部因素危及政體程度遠超外部力量，是以中國對內鎮壓能力自然成為施政重點。
參照學者對中國政府面對群眾抗爭的處置，共有四種方式：
退讓 (Concession)
鎮壓 (Repression)
說服 (Persuasion)
拖延 (Procrastination)
上述綜合的黨國鎮壓能力，由是可作如下策略分類：
「懷柔」 — 除了立刻滿足抗議者要求，進而透過一系手法化解有礙政權的抗爭力量，諸如中共的政治化教育、意識形態及輿論管控、政治宣傳等。
「鐵腕」 — 並非設法消解社會不滿情緒，而是強勢遏止不服從者。實際動用的事務作為，如法令規章、武力鎮壓。
以理性決策而論，一般透過上述手段的交替運用、互補長短，逐步提升社會控制效果，維持中國之管治合法性。
習近平繼承毛澤東鬥爭哲學
種種跡象顯示，習近平管治上逐漸摒棄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改革開放，大幅移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左傾冒進路線。習在建政70週年前夕高調率眾瞻仰毛氏遺容，由《人民日報》頭版報道，一反常態的舉措，儼然有繼承毛氏衣缽的意味。
鬥爭對於中共而言，具有正面意義，一切努力與成果，都可解釋為正面積極的鬥爭。毛澤東在文革時嘗言：「鬥則進，不鬥則退，不鬥則垮，不鬥則修(淪為修正主義)」。極左的階級鬥爭，切合上述不斷以意識形態辨別敵我，永續運轉維穩策略，也是中共「偉大、光明、正確」永保常青的不二法門。
稍早前的9月3日，習氏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圍繞鬥爭主題發言，強調復興中華民族必須鬥爭，在一段時期內將集中浮現各種風險挑戰，無論經濟、政治、港澳臺及外交工作，變得愈發複雜。這是他在香港反修例抗爭多時後，首度提及香港，並將香港加入防範鬥爭之列。
翌日港澳辦北京記者會上，發言人楊光更露骨地稱香港發生種種「動亂」，早已無關修例，反對派旨在製造亂局混水摸魚，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，令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，假「高度自治」、「港人治港」之名行完全自治、對抗中央之實，最終消滅「一國兩制」。
習近平之所以擁護毛氏極左核心價值，究其因由，在於中共一貫概念 — 遇上任何難題，端視乎如何定性、解讀，壞事也能變成好事，喪事亦能辦成喜事，此乃常用的辯證法。比如當前香港陷入嚴峻局面，按照中共哲學，可以詮釋為：要是沒有這場風暴，一小撮反中亂港份子反而長期不會曝光，故利用是次機會黨同伐異，將動亂撲滅於萌芽狀態。
有意思的是，1959年毛澤東《在西藏武裝叛亂情況簡報上的批語》如是說：「西藏愈亂愈好，可以鍛鍊軍隊，可以鍛鍊基本群眾，又為將來平叛和實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。」
昔年毛對西藏採取「軍事打擊、政治爭取、發動群眾」的三合一鬥爭心法，與現時習對香港下令「止暴制亂」，一面派遣武警日夕恫嚇，一面嗾使特區政府放任警暴、動用《緊急條例》反蒙面、發動「不同政見人士」之間出現「人民鬥人民」、變相炮製宵禁的白色恐佈，歷史發展至某一階段，總是驚人地相似。
從習氏言論觀察到的重點，是港澳臺工作定位成該鬥爭就要鬥爭，將香港問題對內解釋成境外或敵對勢力作用的結果，廣大香港同胞還是愛港建港，擁護「一國兩制」，於是把矛盾根源移轉到境外勢力搗亂。
另一方面，中國不欲於美中貿易談判以外橫生枝節，遂藉和戰兩手之策，由林鄭月娥及張建宗分別出面撤回《引渡條例》，除了說服美國總統杜林普不評論香港抗爭，同時應付美國國會針對香港情況，通過任何對中國不利的法案。
呼應文首「主權之意義，在於由誰決定『緊急狀態』」，引用的正是中共近年醉心研究的法學家卡爾．施密特(Carl Schmitt)。他的政治神學，由學者劉小楓20年內大量翻譯、御用國師強世功10年內不斷引用，適量剪裁移植至中國體制，切合政治本質就是分辨敵我、消滅敵人，長期處於不斷鬥爭的緊急狀態，且必須透過黨國領袖代表人民主權，架空阻礙體現主權的議會民主。
在港以間接手段實行《緊急條例》，其深層意義不僅止於中共展示主權，亦為完成1967年把鬥爭意識傳播至香港的未竟之業。
是以，香港抗爭的激進化，從來不是「中計」與否、陷入鬥爭思維陷阱的問題，因為無論港人和平抑或勇武抵制，中共都會以一套特殊的辯證說辭自圓其說，樹立共同敵人以團結內部，守護黨國外強中乾的管治正當性。
面臨《緊急條例》的全面壓制，港人惟有堅定反中抗殖的意志，突破仰人鼻息的心理局限，將戰線廣延至社會不同範疇，才有望於這場殊死奮戰之中，走出民主自由的活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