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的確實失業率，如同其他經濟數據一樣，是個玄之又玄的數字。
直至2011年，中國仍然採用「城鎮登記失業率」作為參考數據：統計範圍局限於城鎮，對象為非農業戶口，且僅限於登記失業率，言下之意，未被政府登記在冊者不列入計算。毫無意外地，數字長期維持於不到5%，水平低得教人難以置信。
其後，「城鎮調查失業率」面世，本質亦產生變化。顧名思義，過往的登記失業率主要源自人社部紀錄，但顯然無法呈現實況。政府要準確掌握經濟變化，惟有化被動為主動，直接循就業市場調查，對象亦廣延至城鎮居住一段時日的農村戶藉。
當然，這與現實仍有鉅大落差。按官方公布第二季數字，截至本年7月：
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：3.83%
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：5.10%
以美國為例，充份就業(Full Employment)指的是失業率維持於5%，聯儲局(Fed)的公開市場委員會(FOMC)則把長期預估自然失業率訂為4.0-4.6%。以更早期的標準，1999年經合組織(OECD)參考各國數據，將之定於4.0-6.4%。
飽受產業結構變革、國進民退、美中貿易戰等國內外因素影響，中國仍能保持統計上跡近全民就業的榮景，與真實市道所見所感天淵之別，想來也不太可能罷？
最近何清漣撰文《2018年 中國的失業陰霾將更厚重》，正好提及以上大哉問。
內容引用上年流傳甚廣的《再論失業率—被掩蓋的真相》，2016年理論上中國適齡勞動人口( 全國人口中16-59歲，扣除在校學生)約8.39億，總就業人口(扣除老年農民)約6.47億，得出差額即理論上的失業人口，約1.92億。
如是者，粗略估算2016年的中國失業率，約為1.92 / 8.39 ≈ 22.9%。何文比照當前中國總人口、就業人口、適齡勞動人口等數據與2016年相若，故推論真實失業率仍超過22%。
誠然，以上計算方法仍不甚準確，對其方法論質疑亦頗多。要修正之處，舉例如定義上的失業人口應為：
失業人口 / 適齡勞動人口(扣除無意就業、喪失工作能力、家務勞動、退休人士等)
然而，已有學者得出較為科學化的推算。馮帥章、胡穎堯及Robert Moffitt的共同研究，以中國國家審計局的城鎮入戶調查(Urban Household Survey，UHS)數據為基礎，推導出1988-2009年不同經濟階段的失業率及勞動參與率。2002年加入世貿後至2009年間的「後勞動市場改革」期，正值中國經濟迅速走向世界，平均失業率約為9.5%，而中國官方給出的平均數字僅為4.2%。按此比例，不難想像迄今經濟增長放緩的中國，失業人口大概不離十有其一的局面，甚至往上攀升。
為方便比較，以同時期的美國參照，2000年後的失業率在經歷環球金融危機、國會通過《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》(ARRA)的2009年達至頂峰，年度平均約9.9%，10月更高見10.2%。更莫說當前失業高企的伊朗(14.70%，2002年首季)，以及茉莉花革命後依然水深火熱的突尼西亞(18.90%，2011年第四季)。
中國至今仍未因失業者眾爆發大規模民變，可謂不幸的奇跡。
此外，何清漣進一步列舉導致中國失業率急速惡化的原因：貿易烽煙令外資撤離、工業智能化導致結構性失業、國家追收社保稅引發民企裁員結業潮，不一而足。
但文中欠缺而又至關重要的，是分析青年失業率(OECD以15-24歲為基準)。青年往往是最受整體失業高企打擊的一群：缺乏工作經驗，並未建立社會人脈，社經地位偏低。
根據國際勞工組織(ILO)報告指出，全球青年失業率較諸成年人平均約為3倍，2007–17年東亞國家趨勢變化不大。
就業狀況受制於經濟惡化，祇會加劇中國經濟更趨「頭部效應」，資源及機會均向領頭企業甚至局部產業集中。碰運氣求職的人口，自然大量湧入一、二線城市 — 得到國家政策支持，產業結構相對健全，較少受不景氣打擊，就業機會更多。
不過，頭重腳輕的結果，造就大批學生畢業後不願離開大城市，加入北漂、上漂一族；勞動市場不愁沒有新血投入，換言之，入門職位薪酬不斷下滑，相應地房租及生活必需消費卻因人口驟升，令大城市消費指數高懸不下；由於資本集中在領頭行業，就業出路亦難免變得狹窄。
青年結婚、置業夢遙不可及，甚至連儲蓄也相當困難，由國民儲蓄率領先國際逐漸往「月光族」、「啃老族」轉移。
順帶一提，美國現正進行中的產業回籠，恰好是應對失業潮、刺激經濟的一大解方：9月的失業率已下跌至3.7%，而按行業觀察，範疇相當廣泛。
